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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與榮譽-王石
2015-08-24 10:00:00

此文為2015年7月10日萬科董事長王石先生在鼎翊保險論壇五周年慶暨首屆保險名家上的演講分享,轉載復制請注明出處或直接與上海鼎翊聯系。

各位保險界的精英們,青年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講的主題是《底線與榮譽》,先放一個短片。這是我201410月份參選亞洲賽艇協會主席的宣傳片,從這個故事開始。亞洲賽艇協會主席前幾位有兩任是中國人,目前是韓國人,到這一屆推我當候選人,我當時是副主席。我的第一反應是哎喲,這是改革呀,以前是政府官員擔當,第二是這是對我的信任呀。我說好,組織了一個競選班子,就開始與他們拉關系。我提供了六張照片,他們不約不同地關注了一張照片,問我與WWF 是什么關系,我說萬科與WWF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他們就問了,你怎么混到了WWF美國理事會去了。

下面就開始講這個故事。2002年我我登上了非洲雪山最高峰-乞力馬扎羅,但當我等到頂峰時,卻沒有看到一片雪,原因是氣候變暖。于是我自然而然加入了一個保護環境的組織。萬科是一家房產公司,我們知道,在上世紀末,中國洪水暴發,水土流失,于是中國政府決定退耕還林,需要大量木材進口,70%用在了建筑工地上。萬科是最大的住宅木材公司,需要擔負責任。有一天政府會懲罰你,消費者會反對你,一想到這里,我不禁全身冒冷汗。更多的還不是考慮到中國企業家的責任,而是如何能夠走得下去。往往一說到中國企業,我們就說要辦百年老店,我沒有那么長遠的想法,我想萬科還能不能再持續二十年,而像現在這樣的生產方法,不要說百年,就是二十年都不一定持續得下去。就是為了利己,都要少用木材,少砍伐,所以萬科走上綠色建筑之路,完全是為了長遠的利己,而這種長期利己,一定是利他的,所以往往利他行為未必高尚。中國2007年,通過了綠色建筑標準,到現在,達到標準的,萬科總量共達標50%,當然現在的建筑全都達標。現在的綠色建筑政府都是有補貼的,但當時政府是沒有補貼的。我作為一個企業家,要把握的就是這種長遠的方向。

下面我們說到榮譽,那么你說利己就是利他,這就是榮譽了嗎?并不是。2005年,我們組織了探險去北極。路途中,我們遇到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一位生物學家,專門保護大熊貓,被譽為“大熊貓爸爸”。這位老教授到機場來給我送行,我很意外。因為這位老教授從來不在這種場合出現,他送了我一面旗幟和一封信,這面旗幟是他所建立的廣西純種北大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這面旗幟我可以理解,讓我給帶到北極去,這封信我到了飛機上才看,大意是很佩服我這種勇氣,但我讀出了另外的意思。你是一個知名人士,做這種環保的事情能推動大眾環保。想到這里我耳朵發燒,我沒有那么高尚,就是利己,但是老教授給了我一點提示,是呀,我的行為其實可以更高尚一點。從北極回來之后,我開始到各處講演。2011年,WWF和我簽訂戰略合作協議,WWF也就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簡稱,總部在瑞士,這一年,我到了美國,恰好是WWF成立50周年,于是我被邀請到華盛頓講演,我講的就是乞力馬扎羅的這個故事,雪的故事。之后又被邀請到WWF國際進行講演,這兩場講演完成之后,我就被邀請為WWF美國董事會的成員,到現在已經5年了。我想說的是,我們首先對自己負責,對家人負責,對自己的公司負責,長遠的利己一定是利他。榮譽,首先要去榮譽化,去光環化。我到深圳創業的時候,已經32 歲,當過兵,有了一定的人生閱歷,我想做一點事情。我的辦公桌上有兩句話,一句來自肯尼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

2011年從哈佛回來之后,現在還在劍橋,之后的兩年,我都會在國外。我為什么去國外留學?我是50年代出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擁有留學夢。59歲,不期而遇,一個邀請發來了,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哈佛做訪問學者,我想都沒想就答應,這一答應,不曾想就學到了現在。當然學習效率低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覺得自己現在的精力應該更多的投入到學習中來。到那邊首先過語言關,我是啞巴英語,剛開始一句都聽不懂,但還要完成作業。必須去學,卻選了比較難的本科課程。只好讓這些小朋友把他們的筆記復制一份給我,這樣才能完成作業,很少兩點前睡覺,吃飯不超過二十分鐘,晚上睡不著,白天還要上課。這樣一周,兩周,半年,我開始想,值得嗎?別最后熬出個抑郁癥來,最后我沒放棄。不是我比你們堅強,而是我知道我放棄不會再有機會了。我在網上看到兩個帖子,第一個是“哈佛也有中文班?”,另一個是“哈佛也有老年班?”。這一下讓我找到感覺,我身邊的同學都是1920多歲的,一群小屁孩,可我跟著他們一起在學習呀,我沒有掉隊沒有落后啊,只是后進生啊。我鼓勵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的父母,你們的父母再讓你們學馬化騰,那你們就讓他們學習王石。所以在哈佛的那兩年,我脫胎換骨,如獲新生。除了語言關,還有交流,文化差異,生活習慣。在那邊辦信用卡辦了一個月,很笨的一個人,到那邊咔咔地運轉起來了。我現在的思維方式,像回到了二十年前,每天都習慣緊張。到了劍橋,換了生活環境,一下就不緊張了,如沐春風。過語言關就是為了交流,我在英國、法國堅持吃當地餐,由此有很多機會和一些院士進行交流。

中國人現在富起來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如何贏得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在劍橋,華人有1000人,在賽艇上看到華人很少,于是我組織了華人賽艇友誼賽,這點我很自豪。劍橋在中國很有名取決于徐志摩的一首詩,早年的中國是沒有發言權的,徐志摩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去留學的,去的時候輕輕的,來的時候也輕輕的。直至現在,中國留學生也不敢去玩賽艇,覺得那很高大上,但事實上不是。我剛剛談到了肯尼迪的那句話,后面還有下半句,“世界公民們,請不要問美國能為我們做什么,讓我們為人類做點什么”。我們中國人站起來了,我們中國人要為中國文明,為人類減少疾病,減少災難,為這個地球的可持續發展,讓我們中國一起為人類做點兒什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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